日军侵华细菌战,作恶者远不止731部队

九一八警钟长鸣,《731》今(18)日正式上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虽然日军731部队惨绝人寰的兽行如“人体实验”“活体解剖”等已公诸于世,但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战中,我们面对的细菌战部队并不仅仅只有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受害区域也不仅仅只是个别省份,受害者也不仅仅只有731部队驻地的罹难者。

日军之恶,罄竹难书。

历史上,人为制造传染病用于作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346年:中亚的鞑靼人在攻打黑海港口的卡法城时,将死于鼠疫的尸体用抛石机抛入城中造成鼠疫流行;守城的热那亚人弃城逃离,却又因此将鼠疫带回欧洲,造成之后长达八年的鼠疫大流行“黑死病”,造成当时占欧洲人口1/3的2500万人死亡。

而近代微生物学和医学的发展,为细菌战的真正产生提供了条件。近代最早研究细菌武器的是英国,最早使用细菌武器的是一战时的德国。1925年,38个国家的代表在瑞士日内瓦签订了禁止细菌武器和细菌战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文禁止细菌战。但一些条约加盟国仍暗中从事细菌战研究。

而在日内瓦签了该“议定书”,但政府却拒绝批准的日本,成为当时研究细菌武器最积极的国家:1932年建立秘密研究机构,1936年组建“731”等细菌部队,1939年其细菌部队遍及中国,1942年其细菌部队覆盖了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

日本是二战中唯一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国家,而中国也成为唯一深受细菌战毒害的国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的日军防毒面具。1936年,日军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划定6.1平方公里区域,建立世界最大细菌战基地。图据:视觉中国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而又野心庞大:占领中国和亚洲,对抗苏联和英美。军力难济的情况下,使得其热衷于追求新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典型即为细菌战。

731部队的创建者石井四郎,是细菌战的狂热鼓吹者,“钢铁制成的炮弹其杀伤力有限,细菌武器的杀伤范围更广大,可重复传染保持长久杀伤,只伤害人畜而不破坏物质环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次年石井即在黑龙江背荫河建立了细菌试验场。早在1936年731部队正式建立前,日军已在东北做过了多次霍乱和鼠疫的人体实验。

731部队建立后,除在驻地哈尔滨进行极其残酷的各种高温冷冻、活体解剖等人体实验外,更积极参与侵华,是1940年浙江宁波、金华、温州细菌战以及1941年湖南常德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中的石井四郎照片。图据:视觉中国

此外,驻地为长春孟家屯的关东军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其实却专攻牲畜病原体与植物毒素,企图瘫痪中国农业经济。1936年其与731部队同期组建,证明日本军部一开始就计划建立完整的对人、牲畜及农作物攻击破坏的细菌战体系。1941年,100部队在中苏边境秘密投放炭疽菌,导致中国牧民与苏联军队数百人感染。

而日军细菌战部队远不止东北一地,由北到南各地皆有:华北的“甲”1855部队、华东的“荣”1644部队和华南的“波”8604部队,正式建制虽然都是1939年,但细菌战在此之前已经开始。

“甲”1855部队总部对外称为“防疫给水部队”,分设在北京天坛西门南侧、国立图书馆西侧和协和医院三处地点,其中设在天坛的是细菌生产课。

中国历代帝王祭天的圣地,就这样变成了日军生产各种致命细菌的车间。

曾经在此受训的日俘长田吉友1954年在笔供中说,“……室内有一个高2米、长1.5米、宽80厘米的大灭菌器,其中装着5个高3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的铝制霍乱菌培养器。这时正在值班的某军医中尉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讲解说:这里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总量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

天坛内的神乐署,曾是1855部队司令部驻地。图据:视觉中国

1855部队先后在华北17个城市如张家口、济南、太原、石家庄、徐州、郑州等地设立支部,支部数通常为13个左右。以其中济南分部为例,共有1000多名中国战俘和朝鲜人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在此罹难。1943年8月,济南分部部长冈田用11名八路军战士作试验,生产出16桶强力伤寒菌。

从1938年到1945年,日军在华北不间断地对中国军民实施了大量的细菌战,攻击范围遍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等广大区域。其中1942年是日军在华北实施细菌战次数最密集的一年,而1943年是细菌战进攻手段规模化的一年。1943年8月,日军在山东西部的卫河选择3处地段决堤、人为造成洪水,再将霍乱菌投入洪水,造成当地居民约2~5万人死亡,其中死于霍乱的估计1~2万。

“荣”1644部队驻地在南京,其人员和器材直接来自于731部队的派遣南下。而早在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和南京时,就已经在两地的水井中投放霍乱菌。1939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陆军遂正式建立华中地区的细菌战部队。南京总部之外,在上海、苏州、杭州、芜湖、武昌、九江等地先后设有15个支部,常年保持在12个左右。

1644部队的总人数有1700人左右。制造细菌的工厂,设在南京城内北角九华山下,对外称为“血清疫苗制造所”,看守极为严密。而被用于人体试验的除成年男子外,还有妇女和儿童。

曾在此服役的机要兵石田甚太郎回忆,“染指活体试验的,并不限于部队专属的医生,有些日本本土的医生也专程赶来这里参加试验,取得研究成果后立即将资料总结起来再返回日本。”

按最低估计一星期“使用”20名试验者计算,六年间的遇难者超过6000人。1998年,在这一带的工地上曾发掘出几十具支离破碎且有浓烈刺鼻药味的尸骸,极可能即为遇难者遗骨。

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8年9月,中国军事专家在南京小营工地施工现场勘验分析细菌战实验受害者遗骨(场景复原)。图据:视觉中国

“波”字8604部队,则堪称珠江畔的死亡实验室。该部队最初在日本本土编成,随着日军在华南登陆而驻扎广州,本部设在中山大学医学院,以利用那里的医学设施。从救人到杀人,仅有一步之遥。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对英美宣战,随即占领香港。30余万香港难民或逃难、或被日军遣返,因而离港返粤。由于日军严禁其进入广州市区,难民聚集在广州郊外珠江边的南石头村。岸上容纳人数有限,后来的难民只能停靠在珠江上。为免除麻烦,日军开始使用细菌武器灭绝难民。

1941年11月22日,日军占领香港。图据:视觉中国

一开始,日军在收容地的4口水井里投放伤寒菌,但因为难民们不喝生水而未能奏效。后来日军改派便衣在每日供应的饮用汤里投放肠炎沙门氏菌,当天夜里就开始出现病患者。当时服役的日军丸山茂回忆,“死尸由省政府负责就地埋葬,在死尸之上再叠上死尸,最后连埋死尸用的土也没有了。”三个月的时间,估计死亡者在2000~3000人左右。

此外,日本设在新加坡的南洋“冈”9420部队,也在滇西实施了细菌战,造成保山、昆明等地的霍乱和鼠疫大流行,死亡数万人。

1945年日军大势已去,因而在投降前后疯狂毁灭罪证、秘密销毁证据。各细菌部队均焚烧资料、毁灭细菌培养器皿,将试验者毒杀后焚尸灭迹,饲养的老鼠等动物则任其四处逃窜。不仅致使今日保存下来的罪证十不及一,甚至直到1949年后,许多地方依然未能根除疫病。

日本细菌战机器在中国建立和运转长达13年,每个军团和师团都配建有细菌战部队,体系庞大。其细菌部队建立的初衷,本来主要针对英美和苏联。但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人做试验,以大规模细菌战屠杀中国人,而始终未曾对美、英、苏等强国动用细菌武器。

因而日本十三年的细菌战史,实际上完全等于对华细菌战史。

究其原因,实为中国国力羸弱所致:日军对中国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细菌武器,而不必担心会受到中国的强力反击。

1937年至1945年,中国东北,日本731部队进行残忍的活体实验。图据:视觉中国

目前,只有西藏、新疆和青海尚未发现日军细菌战痕迹。

数据统计,死于人体试验的遇难者约为两到三万人,细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在30万~60万之间——不仅是死亡人数的问题,细菌战对于各受害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居民心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带来巨大破坏和长期负面影响。

参观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的“证言墙”通道走出。图据:视觉中国

或许当下最值得铭记的,还是在参观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时,穿越过漫长的黑暗即将临近出口前、刻在墙上的一段话:

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

别忘记,来时路,有民族苦难,有国仇家恨。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